作中國建筑史學史研究的學者們一般會稱陳明達先生為“中國建筑歷史學科自創立以來的第二代學者的代表人物”。在陳明達之前，這個學科有朱啟鈐、梁思成、劉敦楨、童寯、龍非了等重量級人物；與他同輩的有劉致平、莫宗江、賀業鉅、陳從周、王璞子等各領風騷；在他之后則以傅熹年、郭湖生、徐伯安、郭黛姮、潘谷西等各有專長；再之后，有蕭默、王其亨、王貴祥、鐘曉青等接續著前輩的學統……這個學科至今已有第五代、第六代學人。換句話說，以1929年中國營造學社的成立為標志，中國建筑歷史研究迄今已走過86年的路途。這門建筑學中新興的分支學科承擔著使中國古代建筑思想世代相傳和以史為鑒重建中國建筑學體系的歷史任務。
在這近90年的時間里，梁思成、劉敦楨先生將西方的科學方法引入中國建筑歷史研究，成為中國建筑歷史研究的學科奠基人，其篳路藍縷之功，久為后人稱頌，之后的各代學人使建筑歷史研究不斷深入、不斷拓展，形成薪火相傳、持續發展的局面。當然，從另一方面看，由于中國建筑歷史研究迄今未能真正與當代的建筑潮流結合一體，未能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建筑思潮中為民族建筑謀得應有的位置，這項事業也面臨潛藏著的生存危機。作為承前啟后的第二代學人的代表性人物，陳明達先生是較早認識到這個學科的危機的人，他同時也對這個學科走出危機、贏得中國建筑文化復興充滿了自信。
他的自信，是因為他堅信中國建筑文化體系自有其獨到之處，必能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融合，并開創出足以令世界矚目的新成就。唯因如此，他尤其留意西方建筑東漸中國后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他曾這樣評價《中國建筑簡史》的近現代建筑部分：“沒有詳盡地分析這些建筑在社會功能上、結構上、經濟上的優劣，更沒有提到這種外來文化的產物和民族生活習慣之間的矛盾……而在城市中，不習慣住公寓式住宅的還大有人在，其原因恐怕是需要民族化。這在近代建筑史中，是應當明確指出的。”這里，他所強調的“民族生活習慣”對建筑形式的影響，無疑是觸及到了建筑文化的關鍵性問題，很富于遠見。
對于中國古代建筑歷史的研究歷程，陳明達先生則反復強調以往的研究“都是著重表面現象少談實質，偏重藝術少談技術，更沒有總結出建筑的理論”。為此，他在《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等著作中，致力于技術層面的探索。關于這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近日有崔勇研究員總結道：“創造性地研究中國古代建筑原理，從史實上升到數理層面并總結美的規律運用于實踐則是陳明達的歷史貢獻。中國古代建筑蘊含著內在的數理邏輯（律歷融通）與外在的藝術象征（建筑形態）以及境生象外的意境（文化生態）3個層面，一般的文化學者和專業人士僅僅關注外在的層面，而陳明達則達至內在的層面。”
也基于這種自信和遠見，陳明達相當理性地掌控自己的學術生涯：從積累感性認識到進入理性解析，然后基于感性與理性，求得認識上的飛躍。他在1980年填報業務自傳時寫道：
“從開始學習到現在已經47年了。除去‘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停頓的14年，實際工作了33年。回想起來，恰好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十年著重于實物的測繪，約測量了100多座古代建筑，繪制成1/50實測圖的40余座，繪制成1/20模型足尺圖的20余座，擬定修理計劃及施工圖的20余座。第二個十年著重于經典著作《營造法式》的研究。由于前一階段已經在頭腦中積累了大量感性認識，對這部書的理解才逐漸深入到理性認識，然而這是環境促成的。因為這個十年中我的職業出現變動，搞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只能在業余時間繼續搞研究。而事實上恰好是第一階段打下了感性認識的基礎，第二階段打下了理性認識的基礎，到最后這十年的第三階段，才能有能力綜合前兩階段的結果，取得了躍進。
從1962年開始，我自己計劃要做約30個專題研究，現已完成了《應縣木塔》、《營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兩個專題。這兩個專題的成果，在我個人是一個躍進，對本專業學科是一次突破，突破了過去只研究表面現象的局限，開始觸及到本質問題，打開了向理論進軍的大門。這兩個專題，每個都用了約兩年時間。要完成預定的30個專題研究計劃，沒有可能了，只能一個一個做下去，做多少算多少。今后的方向只有一個：抓緊時間繼續干。”
陳明達先生也清醒認識到人生短暫而學海無涯，晚年更加潛心著述，外界甚至有“陳先生20年不出家門一步”的傳聞。而在他的晚年著述中，除了更為艱深的理論探析外，另一個極端是建筑史知識的普及工作。他曾具體設想過恢復文革前夕停辦的北京古建筑修整所模型室，并根據當年測稿數據，親自繪制已遭毀滅的河北易縣開元寺模型圖，又把很大精力用于撰寫《營造法式辭解》。他自己不招收研究生，但有學生求教，則無論積累半生的研究資料或尚未發表的研究見解、心得，均侃侃而談，一無保留。今卓有成就的學者如王其亨、王天、王貴祥、蕭默等，都在陳明達先生那里有獲益終生之感。甚至對待自日本專程來華登門求教的田中淡，他也給予了耐心的指導，希望其與中國學者協力梳理東亞建筑歷史發展脈絡。
陳明達先生的睿智，很大程度表現在他的豁達與清醒。他于1992年發現自己有健忘逐漸加重的趨勢，于是決定在尚能自理的時候安排身后事業。他于1993年初安排筆者整理他的生前散著。筆者于1994年年底，將匯編的《陳明達古建筑與雕塑史論》初稿呈獻給他審閱，他具體提出了修訂、完善工作應注意的事項，又將有可能生前完不成的文稿委托筆者“在辭世后繼續整理”，并說應該請王其亨、王天等人幫忙整理。最后，陳明達先生鄭重告訴筆者，他要整理自己文稿的用意：
“將個人研究工作的‘得’與‘失’盡可能全面、客觀地公諸于世，使后人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和成果。這樣，中國建筑歷史學科才能繼續前進，才能最終與新的中國建筑設計融匯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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